宫蒲光：促进“慈善+社工”融合发展 携手推动共同富裕千秋伟业

—— 在“2023全国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创新发展大会”上的演讲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从祖国各地相聚在美丽的苏州，参加由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牵头举办的“2023全国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创新发展大会”，共话社工事业发展、助力社会治理创新，这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一件盛事。在此，我代表中华慈善总会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今年，在党和国家新一轮机构改革中，专门成立了中央社会工作部。这是中国社会建设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全面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这次改革，进一步提升了包括专业社会工作在内的社会建设领域各项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专业社会工作必将迎来一个发展的春天。今天召开的大会，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一次重要会议。我很高兴应陈存根会长的邀请参加今天的会议。下面，我就慈善与社工融合发展携手推动共同富裕谈几点体会，与大家分享。

一、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慈善和社工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我党一以贯之的根本主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对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作出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特别是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后，党中央把带领亿万人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上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由注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更加注重公平、推动共享发展成果的重大历史转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公开场合直接论述共同富裕就多达二十余次，为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指引。
在当代中国，慈善是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等各类社会主体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捐款捐物、志愿服务等方式有针对性地为社会性、发展性困难群体提供帮助和服务的基本方式，是社会各界自觉自愿参与的资源和财富流动，也是第三次分配最重要的表现形式；社会工作是一种遵循专业价值理念的职业化助人活动，它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作为社会建设领域重要的制度安排，我国的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都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并于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进入中央全会文件，在践行党的为民宗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参与第三次分配、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发展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经济发展议题，也是一个社会关系命题。一方面要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发挥好收入分配制度特别是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吹响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号角，作为第三次分配主渠道的慈善事业和社会治理重要力量的社会工作，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肩负着神圣而光荣的使命，这也是全体慈善、社工界同仁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二、慈善与社工融合发展是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虽然中华传统文化中包括了丰富的慈善思想和理念，历史上也出现了以官办慈善为主、民间的宗族慈善、宗教慈善和社团慈善为补充的多种形式的古代慈善实践，但在中国，无论是社会工作，还是现代公益慈善都属于全球化进程中的“舶来品”，两者具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在随后的不断发展中，社会工作更加强调社会服务的专业性，而慈善事业则逐渐转变为如何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捐赠和志愿服务，两者在各自发展中虽同向同行，但又各行其道、少有交融。无论是从历史渊源、理论逻辑上分析，还是从现实需要、发展趋势上考量，慈善与社工融合发展都是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首先，现代慈善与社工同宗同源。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城市贫民化引发的社会问题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募捐济贫为目标的公共慈善活动逐渐兴起，并日趋组织化、专业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加深，单靠慈善事业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来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专业社会工作由此应运而生。1862年，英国伦敦赈济会通过专业教育，建立了专业体制，摆脱了传统宗教慈善的范畴；1893年，美国水牛城慈善组织协会提出应由接受过特殊训练的专业人士接替牧师承担“助人”的工作，并以此工作为职业，成为专业社会工作从慈善事业中衍生出来的历史开端；二十世纪初，英美等国家纷纷在慈善学校的基础上创建社会工作专门学校，开设社会工作课程，促进了专业社会工作的不断发展。此后，伴随着英美睦邻组织运动的深入、德国俾斯麦社会保险制度的推出、美国罗斯福“新政”社会安全法案的颁行、英国贝弗里奇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设与推广，社会工作逐渐发展成为“科学化的慈善”。
其次，现代慈善与社工同向同行。从社会功能上看，慈善与社工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组成，是我党为民宗旨的重要实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是参与第三次分配、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从社会目标上看，慈善与社工都强调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自由与发展，都倡导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都将增进民生福祉、解决人民困难、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助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当作自身发展的价值目标与历史使命。从价值取向上看，慈善与社会工作都是以利他主义为导向，帮助有需要的困难群众解决社会问题，致力于提高其权利、能力与地位，倡导和谐的社会环境，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从工作理念上看，慈善与社会工作都坚持以人为本和共享理念，在挖掘精神力量、奉行道德原则中展现人性的温暖，帮助困难群众争取和链接社会资源，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共同推进。
再次，现代慈善与社工辩证互补。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慈善与社工各有特点、各具优势，两者之间是辩证互动、互为补充的关系。在我国，慈善事业主要通过开展社会募捐、实施公益慈善项目，实现慈善资源的整合和向困难群众、社会公益事业的递送。大多数慈善组织既是筹款主体又是项目执行主体，资助型慈善组织发育不足，慈善项目执行特别是慈善服务供给的专业性不足，影响了第三次分配的质量和效益。究其原因，慈善与社工分流发展、融合不足是其主要症结所在。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要更好地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提高慈善活动的精准性和慈善帮扶效果，不仅需要慈善组织、慈善资源供给者及时发现与识别服务对象，畅通受助者需求表达和参与的渠道，同时也需要提升慈善活动的专业化和有效性。社会工作是通过专业方法开展的公益慈善服务，能够通过专业服务促进慈善资源精准衔接，最大程度地发挥公益慈善资源的作用。大力推进“慈善+社工”融合发展，一方面能够有效促进慈善需求与慈善资源的有效对接，提升慈善服务专业化水平，推进慈善精准高效；另一方面，能够直接改变社工机构资金来源过度单一依赖政府购买服务的现状，从更大范围、更多维度整合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实现自身更高质量的发展，使慈善与社工在“五社联动”基层治理模式中优势互补、形成合力、能量发挥最大化，进而提高第三次分配的规模、质量和水平。

三、“慈善+社工”携手助推共同富裕大有可为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是一个总体概念，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在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特别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中，“慈善+社工”融合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一是“慈善+社工”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参与乡村振兴战略中大有可为。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2020年，为响应中央号召，中华慈善总会联合全国各级慈善会正式启动“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我们与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合作，将中华慈善总会的品牌和全国范围内公开募捐的资质与全国各地行政村和社区进行嫁接，形成具有独立筹款功能的村社互助基金，有效实现社区链接社会慈善资源、社区志愿者队伍注册、社区志愿者积分统计兑换等社会治理功能，能够为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和平台支撑，是助力乡村振兴、强化基层治理、造福村社群众的新时代“希望工程”。我们热切地希望，更多的社工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加入“幸福家园”工程，努力打造“慈善+社工”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的示范样板。
二是“慈善+社工”在参与社会救助、助力兜底保障中大有可为。今年9月，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有效衔接的指导意见》，围绕形成政府救助和慈善帮扶协调配合、资源统筹、优势互补、融合高效新格局的目标，对加强政府救助和慈善帮扶有效衔接作出部署。《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完善政府救助和慈善帮扶有效衔接工作机制，并特别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要充分发挥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原社工站）的作用，引导发挥社工在发现救助需求、链接慈善资源、促进供需对接中的积极作用，为公益慈善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精准高效帮扶困难群众提供有力支撑。这不仅是慈善参与社会救助的政策保障，也是“慈善+社工”助力兜底保障、推动共同富裕的有利契机。
三是“慈善+社工”在参与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和灾后恢复重建中大有可为。从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到2020年以来的抗击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都展现出了巨大的社会正能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8年汶川地震后，面对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社工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很好地承担起第三方媒介角色，通过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解决很多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社会专业工作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购买服务也成了社工机构自身发展的重要基础。2020年，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暴发时，企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众多社会力量通过捐献款物、提供专业社工服务和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广泛参与疫情应对，为抗击疫情提供了巨大支持，带来了广泛的社会效应和价值，凸显了“慈善+社工”在应对突发事件和社会治理中的特殊作用。
四是“慈善+社工”在参与社会治理、引领社会风尚中大有可为。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富裕，也包含精神生活的富裕。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是高度统一的。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蕴涵着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和精神力量，一方面人们参与慈善活动，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进行有益的第三次分配，慈善实践必然会重塑与完善社会道德体系和世风良俗，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和谐美好；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综合利用社会资源，调动社区、家庭的力量，向困难群众提供心理疏导、关系调适、社会功能修复等专业化、人性化的高质量服务，促进个人与社会环境的有效适应，激发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引领和谐向上的社会氛围。“慈善+社工”携手参与社会治理，必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对凝聚最广大的社会共识与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基础起到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慈善和社工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让我们携起手来，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千秋伟业中谱写慈善和社工事业新的光辉篇章！